尊龙凯时不久，在一次小型的教育局长座谈会上，一位县教育局长的发言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这位局长说，他最近正准备给主管教育的县长和县委书记打报告，希望能将他平调到其他部门任职。原因不是别的，而是教育局长这个工作太难干了：对上，难以完成繁重的升学任务；对下，难以解决那些本应解决、可单凭自己的权限解决不了或解决不好的问题；对社会，更是难以承受不断走高的教育高期待。而此前，记者所知道的是，在一个县的数十个科局级单位中，教育局长却是个炙手可热的岗位。如果没有服众的才能，是很难坐上这个位置的。
既然如此，这位局长的想法是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记者经过深层次调查，惊奇地发现：在走访的教育局长中，近八成的人表示教育局长不好干，近四成的人表示自己对这一岗位感到厌倦或者已不想再干，近两成的人已经准备不干。和教育局长相似，在农村中小学校长这一群体中，也有一半甚至更多的人对自己的岗位已心灰意冷！
中小学账本，按理说应该是一本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收支账。由于其经费紧张，容不得大手大脚，因此，校长们自然知道该如何精打细算地把每一分钱用在“刀刃”上。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一些地方县一级的权力部门把中小学校长和乡镇中心学校校长折腾得几乎无法或无心教学。
“我们学校的账本，一年下来，难得在学校呆上三个月。检察院一拿就是几个月，查来审去，最后不了了之。若是问查学校什么，回答是例行审查。刚取回来不到一个月，审计部门又拿走了，说是要审查学校的财务收支情况；另一边，纠风办又通知学校限期送去所有账本。眼看就到岁末，学校的账本回不了学校，正常的财务统计就会受影响，而且税务部门还在等着审查账目。”一位高中校长委屈地说。
在记者询问县城的重点学校时，他们普遍反映学校做账只能“挤”时间做。有时时间紧，还要到有关部门说明原因，有时甚至还要写申请，“借回”自己的账本，并被要求限期“送还”。
难道这些尴尬真是教育上问题多，需要有关部门三番五次来审查吗？曾有位校长介绍：某权力部门在反复审查该县第一高中的财务时，因发现的问题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也没有够上处罚的标准，于是他们竟反复声称“不可能只有这点问题”；当他们发现学校财务确实无懈可击时，该负责人竟合上账本说：“反正你们学校也不在乎这几个钱，你们拿两万元算了吧！”
河南省某县（应当事人要求，隐去地名）一位优质学校的校长说，去年秋季，县物价、税务等7个部门联合审查县城几所学校的账目，检查组住在县城宾馆，吃喝玩乐数天，几个学校平摊了数万元开销后，审查才顺利通过。几位校长也算是有“经验”，没敢说二话，不约而同地认为这个结果还“算好”，约等于“破财免灾”！
“教育部门经费充足，老师们工资高，不找你们找谁？”一位曾经多次跟教育“过不去”的权力部门负责人在与他的教育界朋友“开玩笑”时，这样幽默地说着。
虽是一句戏言，却道出了当前社会上一种颇具代表性的心态。经过这几年调资，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县城，教师的工资应该说也是比较高的了。即便不是最高，但起码也有保障。
就是这份“有保障”的工资，使得有些人总想在教师身上打主意。比如县城要修路、搞形象工程，就得干部集资。教师作为最大的集资群体，往往是统一行动，由县财政统一从工资卡中扣除。也只有在集资这样的活动时，教师才会最先“享受”到干部待遇。而这种“自愿性”的集资基本没有半点商量和讨价还价的余地。
每到年终，订报刊杂志是教育部门最烦恼的事情。不管是否需要，反正这是上级分下来的任务，教师一人一份。若是不订，办法很简单---县财政就直接从教师工资卡上划拨。采访中，记者经常看到，学校和教师因为这种硬性摊派尊龙凯时，不能订阅他们教学所需的专业报刊，而那些摊派下来的却又是他们平时不愿看或用不上的报刊、杂志。
据2004年5月8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三里店乡报刊摊派对象涉及全乡在编的289名中小学教师，各校教师承担的费用不等。在该市三里店乡中学，五十多位教师每人被乡里擅自从工资里直接扣除了近九十元，订阅全年的《驻马店日报》。因此，夫妻同在一所学校工作的家庭就得订阅两份报纸。在三里店乡二中，要求两名教师合订一份报纸、杂志，种类达43种之多，费用为一百三十多元。一些教师反映，这些被摊派的报纸不仅比市场价格高，而且还经常不能定期送到手中，有些杂志甚至连影子都没有见过。
就报刊摊派问题，该乡中心学校负责人解释说，这是上面交办且“必须完成的任务”，目的是要减轻农民负担。就这样，乡里打着为农民减负的旗号，把摊派任务转嫁给了教师，而当时该地大部分教师的月收入只有二三百元。
在很多地方，像这样的“吃学校”、“吃教师”的现象比比皆是。记者在多次走访中发现，有些地方“吃”教育的胃口和手段，已经到了人人咒骂的地步。
郭振岭是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教育局局长，一位实干型的干部，在谈到教育是否是块“唐僧肉”时，他说：“教育的外部环境到了必须净化的时候了。我来参加座谈会之前，同上蔡、汝南等县的教育局长都沟通了一下，所以我这个发言不仅代表西平，可以说也是代表整个驻马店市的。我们都感到，教育的外部环境现在并不宽松，今天这个单位来审，明天那个部门来查，通知一下你就得交钱应付。”
教育经费真的很多吗？一位教育局长给记者算账的结果是，在他们这个有着八千多名在岗教师、两千多名离退休教师的县里，除去工资之外，一年只剩下不足三百万元的教育经费，三百多所学校、十多万名学生的教育经费就全在这里边了。除了所收有限的学杂费外，校舍维修、教师培训、各种设施、教学科研、医疗、日常开支等，也全包括在里面了。由于经费入不敷出，所以常常是寅吃卯粮。
县乡两级是我国农村教育的基础所在，也是希望所在，也最能反映我国农村教育的发展水平。因而，各地也都把最优秀的校长安排在县乡两级学校里，并对他们委以重任。
而按理说，县乡两级的中小学校长们应该是党的教育方针在农村的实际贯彻者和直接执行者，他们不仅熟悉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而且还精通教学业务，在长期的一线教学实践中，他们应当成为教学改革方面的专家。
然而，事实却大相径庭。“县乡两级的中小学校长，包括城市重点学校的校长，已经没有几个有精力执教的了。”一位主管基础教育多年的市教育局局长无可奈何地说，“这倒不是说他们不能教学或不想教学，而是现实的客观环境容不得他们去钻研教学。他们必须利用自己的身份，日复一日地去疏通那些似乎永远也理不顺的关系，打点和应付那些随时随地都可能到来的‘检查’。”
这位局长说，一所学校的校长，假如他只会教学和管理学校，对“现代关系学”一窍不通或“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那么他很难把这所学校办好。因为现在的关系太复杂了，弄不好，就会有人找上门来，随便就能找出几个理由，说你学校在某方面违规了，搬出某一级的，动辄就要开罚单，少则几千，多则数万。前不久被媒体披露的某学校，就是因为没有与相关部门“协调”好关系，结果被开出了巨额罚单。“沉痛教训啊！”提到这一让人震惊的现实，不少校长都感到后怕。
不过，在家长们的眼里，学校校长尤其是那些重点学校的校长都是比较“牛”的。“牛”就“牛”在每年他们在招生季节，往往是电话打不通、见不到人影。
但记者在某个场合偶尔听到的一个消息却让自己开了窍：安排孩子上学，别找校长，也别找教育局长，找谁？找公、检、法等部门，准成！因为这些部门只要有人打招呼，立竿见影。几位颇有名气的校长对此颔首默认，并不约而同地表示了各自的无奈。
“埋怨校长脸难看，话难听，虽然不是无中生有，但却是‘一家不知一家，和尚不知道家’，校长也有校长的难处啊！”一位市级重点学校的校长诉苦道：“社会上只知道校长‘不懂人情世故’的一面，却不知道校长的苦衷。”他说，“就我们学校而言，一年只能招收16个班，按50人的班额计算，也就只能招收800人，可前来报名的一般都有四千多名学生，录取比例为5∶1。我们是初中，按政策应分区划片就近入学。在派出所里，我们辖区只有三千多户，可因为有了‘优质学校’的名声，辖区内的住户严重爆棚。更麻烦的是，几乎是家家年年都有小学应届毕业生。没办法，我们只能逐户核查，提前半年登记，看看谁家有应届学生。核查的结果往往是：不仅家家都有即将入学的孩子，而且有的一家竟然有两三个！我们要求家长出示住房证明，上午刚提出要求，下午家长就把证明开来了。我们说三年前迁入的才算数，马上就都改成三年前了。有的家长还主动问，还有啥要求，早点提出来，免得我们跑腿。弄得人哭笑不得。”
“城里的家长，我们真是不敢得罪。”一位省级实验学校的校长说，“一些学生家长随便一找，便能找到处级、厅级甚至是省一级的领导。不管是张条子，还是一个电话，我们就都得无条件执行。你想想，我们有讨价还价的资格吗？”
“虽然我们学校的学费早就实行了收支两条线，教师工资是直接从银行划拨的，学校基本就没有碰钱的机会，更别说贪污了！之所以要买那些权力部门的账，就是为了学校能有一个相对好的教学环境。”一位初中校长直言，“哪个权力部门我们现在都是得罪不起的。”
河南省鹤壁市教育局局长谷朝众说：“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校长实际上就是一个公关员，不仅要善于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还得具备‘消防队员’的本领，哪里有火就得及时去灭。至于教学，确实是无暇顾及。”
说一些地方对教育患有一种“红眼病”，可能有人认为是耸人听闻。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在许多地方的许多部门，有些人整天把心思用在琢磨教育，甚至指望依靠“整”教育来大捞一把。
“这两年，社会上指责教育、卫生和前几年指责公安、城管一样，又成了一阵风。”一位地级市的教育局长激动地说，“如果说部分学校存在乱收费，这我承认。但如果硬要把教育说成一团糟，把所有学校都说成是只认钱不认人的‘奸商’，打死我也不承认。”
他说，就像确实有只认钱不履行救死扶伤义务的医院一样，也确实有个别学校在收费问题上背离了“办让人民满意教育”这一宗旨。但不能以偏概全，仅凭个案就想当然地把教育说得一塌糊涂。最近几年，有些人以找教育的弱点为能事，专挑教育的毛病，然后就抓住不放，无限夸大，其最终目的就是在社会的责难中揩教育的“油”。
豫北某县的一位基层通讯员告诉记者，在他们县，就不断发生一些让人愤懑的事情，邮局工作人员通过正常渠道，到乡镇学校进行宣传，动员学生征订经过河南省图书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推荐的教辅资料，尤其强调自愿购买。这本来是一件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情，但这也没有逃脱“有关部门”的打击。邮局工作人员前脚刚走，该县有关部门的工作同志随后就到学校去查处，定性为学校“参与”“乱收费”，说是违反了“一费制”的规定。处罚意见是，学生订多少，就罚款多少。为此，校长急得团团转。
“现在，我们那里的学生已经没有课外读物了。有见识的家长会到书店为孩子选购点儿课外读物，可这毕竟是少数，多数学生只能靠课本知识‘武装’自己。”一位中学校长十分担忧地说：“谁都知道，一个人要成材，必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真担心，像一些地方那样以‘减轻学生负担’的名义，把学生都束缚在有限的几本书上，将来孩子们究竟能学到多少知识。”
一方面，学生需要在他们这个记忆力较好的年龄段，学习一些课外知识；另一方面，最了解学生应该需要什么资料的教师却不能“插手”，因为“有关部门”在紧紧地盯着学校的行为。教师为学生推荐、购买一本课外读物就像老鼠躲猫那样的小心翼翼，战战兢兢。
说起中小学校的收费问题，不少学校领导可以说是“谈费色变”。一份来自河南省郑州市的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与收费研究报告——“基础教育收费问题的宏观透视”中这样写着：
基础教育收费问题，在近一个时期以来，是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舆论的热点，也是制定政策的难点。一方面是激烈批评教育乱收费、高收费，一方面是中小学校长为学校运作经费短缺处心积虑。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国以低于国际教育公共投入的平均水平大力改革和发展教育事业，推进教育现代化。这是国家发展、提升国力和社会进步的需要。同时，人们对于受教育以改善子女未来命运的期望在日益走高，从愈演愈烈的择校风可以反映出社会对优质教育的需求日益迫切。教育要深化改革、高效地发展，才能满足国家、社会和人们的需求。但是，教育改革和发展是以教育成本提高为前提，在公共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必然使家庭的教育支出增大。在国民尚不富裕、地区差别较大、个人收入差距拉大的现实情况下，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效率与公平问题突出了，要受好的教育，又要受得起好的教育，这是收费问题的核心。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基础教育收费标准缺乏明确的事实依据，在国情、教育情和民意之间困惑地抉择，依据什么收费，收多少合理，面对人们可支配收入差距该怎么定夺尊龙凯时，收费标准缺乏清晰的解释。这是产生收费问题的关键因素。收费，作为教育成本中的个人支付，涉及两个重要的要素：一是教育成本的动态和公共投入的状况；二是家庭支付能力的边际效应，即一定数额的收费在一个家庭收入中所占比例的大小。这两个要素构成了学校运作成本的一种供求关系。正确处理这种供求关系是规定收费标准的基点，也是完善收费政策的立足点。
该报告还列举了一个简单事例：为了降低市区的大气污染，郑州市从环保的角度出发，决定取缔燃煤灶。严冬季节，学生只好在没有暖气的教室上课。社会和家长呼吁不能冻伤孩子，于是市政府实施了市区中小学取暖工程，为中小学装上暖气或安上了空调，群众称赞政府办了一件好事。但是，开空调需要花费一笔数目不小的电费，一些学校就在和学生家长商量的情况下，尝试适当收取一点电费的办法。没想到此举触犯了政策，遭到了相关部门的查处。于是，为了“稳定”，一些学校因支付不起取暖费而不能开放，致使设备闲置。据记者针对这个问题的调查，大多数家长是愿意摊付电费的，学校却不愿承担乱收费的罪名。因此，学校便只好守着闲置的取暖设备却眼看着学生受冻。
对此，该“报告”进一步分析道：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没有教育成本这个概念。教育机构都是国家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一些单位、工厂办的学校更是福利性的，不收学费，或是收很少的学杂费。那时的学校教育在低水平上运作，实际成本很低。对此，有些人难以理解。
郑州市一位中学校长还举例说：“目前教育教学手段的科技含量高，多媒体网络终端进入教室，这无疑又增加了学校的办学成本。比如投影仪的灯泡一支原价2000元至3000元，实行政府采购降至1600元。学校有终端设备六十余处，即要用六十多个灯泡，每个灯泡的寿命厂家规定低的三个月，高的半年。仅换灯泡，如果按一年换一次计算，就得需要10万元。学校收学杂费合计六十余万元，投影机灯泡开支就占所收学费总额的六分之一。过去每个教室装40瓦日光灯8个。为保护学生视力，近年来，因学生近视率增高，教室的日光灯也由过去的8个增至18个，多耗的电又显著增加了教育成本。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等因素影响，郑州市在五月份气温即会升至28至30度，教室要开空调，电费支出大增。”
这位校长所讲的具体事例，在郑州市中小学里颇有代表性。因此，该报告在结尾时强烈呼吁：教育成本应为社会所认识，更应作为教育管理决策的一个基本依据。“报告”还强调指出，科学地解决基础教育收费问题，需要创新收费政策的机制---从关注确定收费数额的高低，深入到对相关要素动态变化的关注；从对收费数额的刚性控制，转化到对收费要素的柔性调控；从统一标准的一费制向适合地区差异、有区别的一费制探索。充实收费政策的内涵，使之包含尽可能多的、可解读的信息，促进社会理解、支持教育改革和发展。
我们说在一些地方教育的社会大环境不太宽松，甚至还“很不宽松”，但并非说整个教育事业就没有福音。一方面，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政府对教育的支持和投入在逐渐加大，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许多地方在年度N件大事中，也没有忘记把为教育办实事列入其中，有的还是位列其首，许多地方已经把构建和谐教育列为党委、政府的责任。随着这些举措的推行，教育的外部环境应当会逐渐好转。
河南省西平县教育局局长郭振岭还向记者透露了一个利好消息：针对相关部门不间断地到学校“揩油”的现象，该县县委书记下了死命令：没有县长、教育局长的签字，任何单位、任何个人不得进入学校随意检查，违者从严处理。郭振岭说，这一招果然起了一定的震慑作用，到学校“找事”的也明显少了。
不过，许多教育局长也认为，这种“堵”的手段，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希望上级有关部门能加大对教育外部环境的整治力度，还教育一片净土，让那些靠“揩”教育“油”生存的单位和个人失去生存空间。
对此，记者从河南省政府日前下发的《关于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中也看到了曙光。该《意见》指出，河南省将坚持“政府主导、统一规划、统筹城乡、加强薄弱、以县为主、分步实施”的原则，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配套政策，确保教育事业“重中之重”的位置和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河南省还规定，今后，哪个地方的教育事业不均衡发展，政府将被问责。
河南省政府还特别作出规定：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要依法保障学校、师生的合法权益，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继续规范政府职能部门对学校的各种检查行为，严禁向学校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摊派。除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的以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对学校进行检查。
我们有理由相信，有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有了社会上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共同参与，教育和谐发展的春天也必将如期而至。（记者 郭炳德）